這條連接大同與秦皇島、橫貫京津冀晉四地的鐵路線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煤炭運輸的主動脈，其運量多寡多少可折射出煤炭業的冷暖興衰。12月2日下午，當記者站在它的終點站——秦皇島港卸貨碼頭上時，只見幾艘巨型散貨船停泊在岸邊，自動化的傳送帶隆隆運轉，取料機爭分奪秒將傳送帶上一堆堆黑色的煤炭注入船艙。堆場上的煤垛時盈時虧，仿佛在回放煤市過去這年陰晴起伏的一個個剪影。

此前的11月，大秦線貨運量已同比大幅攀升近30%，達到去年初以來的最高點。從冷清到火爆，相隔的時間不過是短短一年。

這一切的背后是煤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強勢推進：中央果決的政策執行有效緩解了兩大行業長期以來的過剩痼疾；而煤鋼產能的成功“瘦身”也重新喚醒了沉睡許久的市場“原力”。

這不僅是兩個行業的去產能，更是一場傳統工業調整結構、重構生態的改革試驗。借助一道道行政指令，中央于快速清理產業沉淤之際，也打破了行業固有格局，在市場、企業、地方政府等各個主體間掀起了一場場疾風驟雨。其間，為遏制煤價的過快上漲，有關部門更在短短兩個月內連續召開了8次協調會，終于讓過熱的市場情緒漸漸平復。這段插曲也給今年這輪煤鋼去產能賦予了更多側面：反思政府與市場在改革試驗中的進退得失將為國家未來在農業等更多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鏡鑒。

一名煤炭銷售的苦盡甘來

一年前，面對不少電廠老客戶長協訂單的流失，他幾乎一籌莫展；一年后的今天，他手機微信里的煤炭群迎來“求相識、求合作”紅包的狂轟濫炸。

時間閃回到一年前……

2015年12月4日，在鄂爾多斯召開的2016年度煤炭交易大會上，山西一家大型煤炭企業的運銷負責人王星（化名）一臉愁容。當時煤價正跌至冰點，手頭上已流失不少電廠老客戶長協訂單的他幾乎一籌莫展。

一年后的今天，他又一次來到在秦皇島召開的2017年度煤炭交易大會，但此刻的心情已迥然不同：會場內到處是產業鏈上的客戶在熱切詢價，他手機微信里的煤炭群又重新活躍在了頂欄，群里則是接二連三的“求相識、求合作”紅包在狂轟濫炸。

令煤市從冰點重歸沸點的是年初國務院發布的一份《關于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出未來5年要退出煤炭產能5億噸、減量重組5億噸。同時推出的還有一項被指為史上最嚴的“控產量”政策——“276個工作日減量生產制度”（下稱“276個工作日制度”）——這相當于把原先遵循330個工作日生產的煤炭產能整體打了八四折。

政策雙管齊下，效果立竿見影。今年1月至11月，我國原煤產量累計同比減少10%，其間煤炭價格同比回升近80%。

作為煤炭的“難兄難弟”，鋼鐵業也被要求用5年時間再壓減粗鋼產能1億至1.5億噸。不過，已完成年度去產能任務的鋼鐵業今年實際并未減產。“鋼鐵無法像煤炭那樣全行業統一限制產量，行業里的民企占多數，且生產不同類型品種的鋼廠眾多，整體控產量難以操作，只能堅定推行去產能。”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院長李新創向上證報記者解釋。

今年前11月，全國粗鋼和鋼材累計產量分別同比增長1.1%和2.4%。

盡管如此，在去產能的作用下，行業供求關系已發生根本扭轉。煤價持續單邊上漲，也令企業在下半年得以喘息。據機構統計，在30余家煤炭上市公司中，過半企業三季度凈利潤同比大幅上漲。其中，冀中能源的凈利潤漲幅最高，同比增長近4700%。

同樣，在35家上市鋼企中，今年前三季度有八成企業實現凈利潤同比增長，其中5家企業扭虧為盈。寶鋼股份預計全年業績大增600%至800%。

不過，說行業已全面復蘇還為時尚早。目前煤鋼行業利潤率仍處于工業平均水平以下，今年前三季度，全國規模以上鋼企的虧損面為27%。

行政手段釋放“洪荒之力”

隨著去產能發令槍響，行政命令如離弦之箭，力度之大既出乎業內預料，更迅速打破產業上下游的供需格局和固有機制。

在多數業內人士看來，煤鋼產業的供需改善要歸功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強勢推進。隨著去產能發令槍響，行政命令如離弦之箭，力度之大既出乎業內預料，更迅速打破產業上下游的供需格局和固有機制。

4月起，全國煤礦開始執行“276個工作日制度”，煤炭產量出現明顯回落。當月原煤產量降幅從3月份的4.5個百分點迅速擴大至11個百分點。

最先感受到供應吃緊的是行業最大的下游領域——各大電廠。隨著年初煤炭貨源日益收緊，煤電之間的價格博弈硝煙重燃，一邊是以神華為代表的大型煤企開始強勢調高一季度長協價，另一邊是仍保有一定庫存的電廠力圖壓低接受價。

同樣感到焦灼的還有鐵路系統。作為鐵路運輸大戶，煤炭的貨運量驟減，這使得今年剛定下運量止跌回升目標的鐵路總局不得不退讓，自2007年以來首次宣布下調煤炭運價。

不僅如此，煤炭去產能效應正迅速以“燎原”之勢傳導至更多下游。進入三季度，鋼鐵企業的冶金用煤供應量開始出現缺口。彼時，“一煤難求”成為所有鋼廠的燃眉之急，以至于中鋼協一度向發改委遞文“求煤”。當時有業內人士揣測，國家試圖通過煤炭減產倒逼鋼鐵去產能。

但這種供求關系的逆轉也造成市場化去產能的動力消退，暫時性的供給缺口更在短期內修復了行業利潤空間。一時間，業內出現小鋼廠、煤礦“死灰復燃”跡象，后者成為去產能的攔路石。截至7月末，鋼鐵去產能年度任務完成47%，煤炭完成38%。時間過半，進度均未過半，各界對今年任務能否完成心存隱憂。

然而，隨著年末去產能大限逼近，行政手段再度釋放“洪荒之力”。僅三個月后的10月底，鋼鐵就提前完成4500萬噸全年去產能目標任務。有機構根據各地公告統計，今年全國煉鋼產能實際退出量翻倍，超過9000萬噸。

進展如此迅速源于各地的“拆高爐運動”。“在執行中央任務時，各省基本按國家指標，將任務層層分解到下級，有的地方對企業按比例削減產能，先進、落后產能都‘一刀切’，這樣并不合理。”原冶金部副部長趙喜子對記者說。

即便如此，去產能的攻堅戰中仍有諸多漏網之魚。11月底，國務院督查組點名江蘇省“地條鋼”等違法違規產能現象。隨后，一場被業內稱為鋼鐵版“276個工作日制度”的違規產能整治行動也以摧城拔寨之勢在全國鋪開。短短半個月內，從江蘇到河北，各地政府開始大面積拆除生產建筑鋼材的中頻爐。

意料不到的市場“虛火”

供需格局的突然轉換在短期內帶來了市場“高燒”，甚至在冬季需求高峰來臨時出現階段性的供求緊張、煤價飛漲。

猛藥去疴，重典治亂。

強力政策影響下，煤鋼市場格局反轉。7月起，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出現了18連漲，環渤海港口5500大卡動力煤市場成交價一度突破了730元/噸。鋼價也在第二和第四季度迎來兩輪大漲，唐山鋼坯價格一度沖破3000元/噸大關。

現貨市場的坐地起價也為嗅覺敏銳的資本玩家提供機會。期貨市場上，動力煤價格從去年底的最低價翻了一番，焦煤、焦炭最高價格較年內低點漲幅超過200%。螺紋鋼價格在淡季12月創出年內新高，漲回2014年初水平。

然而，令業內意料不到的是，供需格局的突然轉換在短期內也帶來了市場“高燒”，甚至在冬季需求高峰來臨時出現階段性的供求緊張、煤價飛漲。

為遏制煤價的過快上漲，有關部門短短兩個月內連續召開了8次煤炭供需形勢研討會，之前收緊的限產政策隨之也適時調整。9月，有關部門先后啟動煤炭先進產能釋放二級、一級響應機制，先進產能釋放煤礦從74座擴至900座。11月中旬，發改委又宣布在供暖季結束前，所有合法合規煤礦的工作日都將放寬至330天。

多劑政策藥方的合力終于驅散煤市“虛火”，港口煤價拐點再現。期貨市場上，“煤超瘋”、“絕代雙焦”等極端市況已不復存在。

也是在這次階段性失衡發生后，市場對調控出現不同看法。大量來自煤企等單位的業內人士認為，今年相關部門化解煤炭過剩產能的政策執行效果較好，令煤價出現意想不到的快速反彈，同時“276個工作日制度”也有效緩解井下生產人員的壓力。

但也有專家向記者直言：“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同時出現了去產能調控政策和釋放產能的逆向調節政策，政策過于多變，或給明年的去產能工作造成阻礙。”

多名來自一線的煤炭企業人士接受記者采訪時則表示，無論釋放還是縮減產能，煤礦都需要一定的反應時間，特別是釋放產能要加大相應的安全投入，否則易引發安全生產事故。從效益角度考慮，若無法確定政策的持續性，企業也不愿意貿然提高產量。

在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間尋求均衡

今年煤鋼去產能政策迅速見效，政府的有形之手起到決定性作用，似乎仍困囿于行政過度干預微觀經濟繼而觸發“市場失靈”的怪圈。

縱觀供給側改革的開局之年，煤鋼去產能政策迅速見效，但似乎仍困囿于行政過度干預微觀經濟繼而觸發“市場失靈”的怪圈。

“在產業供需矛盾突出的極端情況下，政府短期內采取限制生產的行政手段能夠較快見效。但‘276個工作日制度’只是靜態控制，沒有考慮到動態因素，如煤炭需求的實時變化以及局部地區的用量差異。”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對記者表示：“可以依據環保、能效、安全等標準設置準入門檻，來代替設置天數產能規定。”

鋼鐵方面，“今年各地并沒有切實按照市場和法律法規的手段去淘汰產能，更多是依靠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趙喜子說。

政府的有形之手無疑對今年去產能起到決定性作用，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看來，“化解產能必須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對過剩產能實現市場出清，這是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的重中之重”。

站在全產業結構性調整的角度，體系化的供給側調節制度仍待培育。縱向來看，“煤炭仍是當前最主要的能源上游，其變化會牽涉到下游供電、鋼鐵、玻璃等諸多工業產業，需要更全局化、上下游聯動地考慮。”林伯強說。

橫向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有去產能，還應該包含企業體制、產權多元化、法律法規等多維度的結構性調整，去產能只是當前產能矛盾突出時的重要抓手，接下來要在提升行業效率、準入門檻等方面完善，發揮市場出清作用。”

黃群慧則認為，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不能只關注產能過剩、庫存高、企業負債高和成本高等供給側存在的問題本身，而忽視了背后結構性矛盾，應找到供給側問題解決的根本路徑。此外，過于機械地理解“三去一降一補”，看不到這五方面之間的有機聯系，機械地將每項任務指標化，層層分解，最終有可能對當地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展望明年，去產能仍是煤鋼行業的主基調。上證報記者從業內了解到，2017年煤炭去產能的量仍有可能在1.5億至2億噸之間。有關部門正在制定完善276個工作日產能儲備制度、減量置換和產能交易制度、煤炭最低和最高儲備制度、中長期合同制度和平抑煤炭價格異常波動機制等。

根據《鋼鐵工業調整升級規劃（2016-2020年）》，若按今年已淘汰4500萬噸量計算，未來四年仍有0.55億至1.05億噸的去產能任務量。

而據新華社公布的最新消息顯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近日聽取了國務院關于江蘇和河北兩家鋼企違法違規行為調查處理工作的匯報，針對調查發現的生產銷售“地條鋼”、未批先建邊批邊建鋼鐵項目，予以嚴肅查處，對相關責任人嚴厲追責問責，并公開通報調查處理結果。

顯然，煤鋼去產能仍道阻且長。但這場改革還有著比完成去產能目標更重大的意義，那就是通過反思政府與市場在改革試驗中的進退得失給未來農業等更多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鏡鑒，其背負的機制再造與生態重構使命也將助力中國工業經濟的二次騰飛。